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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的科学人性化途径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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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的科学人性化途径的论文

<html><head><title>波兰尼的科学人性化途径的论文< title>< head><body>摘 要 波兰尼以“意会认知”理论变革实证主义科学观,透过意会认知的三位体结构和内居运行机制,可知所有知识都无法摆脱主体性,都属于“个人知识”。因此,研究事实的科学和研究价值的人文学其意义都为人所赋予,其中并无谁优谁劣的问题,两种文化或说科学与价值由此得以融合。波兰尼似乎为萨顿科学人性化的主张寻到了一种具体途径,然而,他的理论虽说必要却不充分,要实现萨顿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5 )是英国著名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在国际哲学界,他主要以创立意会认知(tacit knowing)理论而著名,这一理论作为科学人性化途径的有益探索和尝试,至今已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和重视。科学人性化的首倡者为科学史家萨顿,这一主张的实质是要使科学与价值融合,消除c.p. 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的鸿沟”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分裂对立的现象,他又称之为新人文主义和科学人文主义,并认为达到这一理想的途径是科学史。他为科学史的创立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获得了卓著的成就,被公认为伟大的科学史学之父。然而,事实证明,科学人性化面临着许多现实困难,而且,萨顿的科学史途径并非他所声称的那样是唯一和有效的途径,他的理想至今也尚未实沈阳信用卡提现现。[1]尽管如此,萨顿的科学人性化主张却为世人所肯定和称道,一些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积极响应他的号召,竭力寻求科学人性化的具体途径,波兰尼和马斯洛就是其中之二,两者都图求建构某种理论框架,以实现萨顿所树立的目标,马斯洛从人本主义心理学角度,而波兰尼则从认识论角度出发进行探索。Www.11665.cOM本文只能简略地涉及波兰尼的有关理论。他通过批判实证主义错误的科学观,证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知识一样,充满人性因素,科学实质上是一种人化的科学,是一种“个人知识”,在非言传的“意会认知”层面,科学与人文是相通的,一切知识都离不开个人,离不开意会的估价。因此,从本质上说,“两种文化”的分裂对立是虚妄的,他认为自己所创立的“意会认知”理论,可以变革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达到科学人性化的有效途径。一、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批判萨顿对于科学与价值分裂的批判,主要侧重于科学远离人性和“两种文化”对立现象,波兰尼则更深入地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从而着重批判实证主义科学观。波兰尼指出,近代科学既对人类知识、道德,以及社会进步起着主导作用,又导致了一系列重大谬误,实证主义的怀疑论即为其中之一。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实证主义就着手排斥、消除一切形而上学知识,视自然科学为超然、客观和唯一可靠的知识,从而产生了如下严重后果:这次大战直接摧毁了启蒙运动唤起的人类道德无限进步的信念,而科学理性主义盛行又导致了人类乃至整个世界意义的丧失,亦就是马克斯 韦伯所谓的令世界“祛魅”。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是实证主义科学观的两种主要和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方面,还原主义的方法被到处滥用,人们相信并在实践领域,尤其突出的是在生物学领域以物理学和化学来解释生命过程,而物理学和化学又可以用微观粒子之间的作用力来阐述。而没有看到“生命超越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际。[2]因此,一切生命和人类本身及其一切成就,包括诗歌、艺术、哲学思想等都可用这种方式解释,科学的理想素来就是拉普拉斯式的理想:用原子运动知识取代一切知识。科学对宇宙的说明都是机械论的,在“奥卡姆剃刀”挥舞之下,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一切所谓价值和道德观念,质言之就是所谓“意义”在整个宇宙中都无处存身,都被消灭殆尽。波兰尼称这种还原主义是一种机械的“化约主义”,它虽然铺就了现代科学之路,但却剥夺了事物的意义,并使我们有关人的观念走向歧途,即把人化约成没有知觉的自动机器,或化简成一团欲求,这就不再可能承担人之所以为人的责任,科学家及科学的利用者就不必再承担社会道德责任,科学与道德的分离因此势所难免。波兰尼指出,面对当代的种种道德危机,即使我们并非熟视无睹,“但是,机械性的方法已经把我们在学术里所追求的事物和这些道德问题分开,使学术的事仅止于‘学术’而已”。([3],p.24)结果只能是“望洋兴叹”,无所作为。更为甚者,客观主义又将科学认知过程仅仅视为“可观察事实的集合”,排除一切主观因素, 科学成为纯粹客观的产物,凡与之不符者皆被视为无科学性而遭抛弃。 客观主义将可证实的经验事实性视为科学乃至一切真理的标准,否定人在科学中的参与作用,因此人的价值和评价在科学中再也不可能有其地位,这就必然造成事实与价值、知识与人性的分裂,最终是对人自身存在的否定,并使人的本质发生异化。波兰尼指出,自我标榜为“精密科学”因而控制一切知识的自然科学,已成为当今种种危险谬误的最大甚至唯一源头,这种状况甚至比宗教教条控制一切知识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宗教教条毕竟只是许多谬误的来源之一。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实证主义传人亦不得不竭尽全力来拯救或重塑道德及其标准。“但是,他们的努力是白费的。科学一日仍是知识的理想、超然一日仍是科学的理想,伦理就一日难保不被怀疑论的怀疑完全毁灭。”([3],p.30)可见,实证主义已完全无可救药,如果不从根本上对这种科学观加以变革,而只在局部上修修补补,终究是无济于事的。波兰尼进一步批判道: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还原主义科学观只能导致科学蒙昧主义,“假使拉普拉斯式的期望或是一个类似的对准确科学的理想果然证明自身就是人类知识的全部,那将是迫使我们完全无知。”([3],p.36)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科学客观化,使科学远离人性,它貌似增大了科学理论的可信度,实质却是令科学变成了与人无关的神话!二、“个人知识”和“意会认知”科学作为人为和为人的事业,无论如何摆脱不了人性因素,正如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无论是科学的起因,还是科学研究的过程,都离不开个人的兴趣、热情、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离不开个人的信心和技巧。波兰尼指出:“科学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而得到运用。正是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运用,科学家才形成科学知识。因此,我们通过研究技能的结构可以了解科学家的个人参与的本质。”[4]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有充足的证据显示,纵令使用高度自动的记录仪,我们也无法排除可能影响一连串读数的个人偏见。”“没有一门科学能够预测观察到事实,要能如此,除非怀着信心去依赖一种技巧,即凭借训练有素的眼、耳以及触觉上的精妙,去确定科学的明示预测是否与实际的感觉经验相符合。”波兰尼断言:“知识的取得,甚至于‘科学的知识’的取得,一步步都需要个人的意会的估计和评价。”([3],p.34)因此,我们有必要“犯禁”,要对传统科学观予以彻底的翻转,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在塑造知识时的贡献加以考虑,并入知识的观念之中,彻底地以一种个人知识的概念代替时下流行的、超然的观察的理想。”([3],p.32)质言之,就是要变革科学观,不仅要承认主体性或曰主观因素,而且,要更进一步地承认,包括科学在内的“知识的形成取决于认知者的个体活动”科学是人的,特别是个人的。波兰尼因此将自己最重要的论著以《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命名。马斯洛称这是一部伟大著作,它作为在科学领域的反映,很好地阐述了新人文主义的时代精神。[5] 为了阐明“知识是个人的”论断,波兰尼首先将人类的全部知识加以类分。按照他的方法,“人的知识分为两类。通常被说成知识的东西,象用书面语言、图表或数学的方式来表达的东西,只是一种知识;而非系统阐述的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如果称第一种为言传知识,第二种为意会知识,就可以说,我们总是意会地知道,我们在意知我们的言传知识是正确的。”([6],p.6)一般人总以为言传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全部,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个小尖顶,而意会知识却是隐匿在水下的宏大部分。与言传知识相对应的传统认识论,所依靠的是可明确表述的逻辑理性,而在波兰尼看来,人们恰恰长期地忽视了意会知识及与之对应的意会认知,它乃一种与个体的认知活动密不可分、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的隐性认知功能,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内在本质,它所倚重的是一种隐形的理性。为了说明科学中存在意会认知和意会知识,波兰尼就行为主义学习心理学对获得似真性(plausibility)描述进行了考察。他发现,这种描述显得很“客观”,却已经是极力加以简化了的,其所以为人们接受,是由于所用语词都指归于心中暗存的心理事件,从而使其意义被意会地理解和把握。否则,这些“客观”描述将毫无意义,并且也不会达到长春信用卡代还目的。([3],pp.370-371)他坚信,意会认知对于科学发现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科学与人文整合的研究有着重大的价值。在其宏篇巨制《个人知识》中,波兰尼详述了意会认知的结构与运行机制。他一反将科学认知视为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规律的反映论观点,指出认知是一种艺术,尤其指明科学是人的艺术,其中有着不可抹煞的主体性因素,虽然不可否认外部世界的“秩序”,但是,同时亦应肯定通过人类认知可获知的“外部规律”中渗透着的人类生活意义,这种意义既非机械决定论又非主观目的论的,人类的认知活动建基于个体的技巧,包括以上所说的“训练有素的眼、耳以及太仓信用卡提现触觉上的精妙”等,以达到“意会整合”,即确定科学明示预测与实际感觉经验是否相符。在波兰尼看来,个体正是通过这种技巧而达到对知识的直觉体悟和洞知,言传知识总是言犹未尽的,或说简约化了的,而先于语言和逻辑解释的意会知识其意境更为丰富、具体和本真,因此,意会认知结构才成为人类认知理性的真正本体。科学的真正动机来自人类个体对美和善的追求,意会认知无疑是依存于人的,它依赖人类个体身心的体悟,属于一种内在的、隐性的逻辑理性,它只能是个人的,与之相对应的知识即是个人知识。科学知识何以是个人的?波兰尼指出,若不否认科学是以我们对自然界的融贯性辨识力为基础,那么,科学发现就如同感觉行动中视觉及其他感官在生理层次上所作的辨识一样,必须依靠一些非形式的力量,以引导科学研究并为其结果提供判别的标准。他说:“科学家有能力猜出那些是反映事物本质的现象,这种能力之有异于我们平常的知觉能力,正在于其能够以常人知觉无法去妥善处理、整合所遇到的现象。”[7]可见,把广州信用卡还款科学视为纯属依靠理性并获得纯粹客观的结果是错误的。波兰尼还进一步指出,无论整合结果是建立知觉或认知事实,还是产生想象的作品,其过程基本上都是非形式的,其中亦就暗含着许多非逻辑的意会性的东西,比如信念和直觉等。他说,“科学所进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判断,便是基于运用众多微妙的启示及其引导的直觉,而对事物及现象可信性的估计。”[8]可信性甚至权威性是科学理论等成果为世人接受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显然是非客观因素,波兰尼因此认为,外行人之所以接受科学陈述,所根据的并非自己的观察,而是承认科学家在专门领域中所具有的权威,甚至某一科学家对另一科学家的成果加以利用,情况亦复如此。科学刊物采用稿件时也取决于建基在科学家们对事物的性质,以及可能产生科学成果的方法等根本信念上的可信度。其中的信念并没有严格和明显的形式,在形成判断过程中只意会地起作用。[9]因此,包括科学在内的认知过程,与非个人的纯粹客观观念完全不同,它“始终(从选择问题,乃至证实发现)植根于个人的意会整合行动,而不是立基于明示的逻辑运作。依此而论,科学的探讨乃是一种具有动力的想象发挥,而且植根于认定以及对事物性质的信念。”科学的理想是要发现“意义”,“而不是把一切化简成没有意义的一团原子,或化简成偶然发现的力量的平衡”。([3],p.75)为此,波兰尼曾提出“理智的感情”(intellectual passions)概念来解释科学活动,它所指的是科学活动过程不仅存在逻辑等理性的、客观的因素,而且渗入了价值关怀,审美体验等人文内涵或说主观因素。[10]把科学在内的知识视为个人知识,“对于我们理解知识以及我们相应地评价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6],p.14)意会认知的基本结构由三个中心组成:一是支援性成分;二是焦点目标;三是将两者连接起来的认识主体。这三者是一个由认识主体人控制的三位体,主体人的控制体现于正是他把支援成分加以整合并指归其注意力的焦点,使之成为一个焦点目标。当认识主体将注意力焦点集中于他物时,所产生的与此事物相关的意识,是意会认知的基础,波兰尼称之为支援成分与焦点目标的“功能关系”或“转悟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建立了对支援者的“转悟知识”,即“关于对建立焦点目标似乎有功能的支援者的知识”。意会认知就是转悟认知,正是由于这种认知,使我们在观察某一事物时,“有了感官知觉所不会有的真正新颖的感觉质地--由感官知觉所意会地创造的质地。”([3],p.33)波兰尼称之北京信用卡提现为“现象变化”,这是转悟认知的特征之一。它的另一特征是:当支援者指归一个焦点目标时,所指归的焦点目标就是支援者的意义,因此,指归便是意义赋予的过程。认知主体既可以给诸支援成分赋予意义,又可以通过特殊的行为消除意义,并破坏意会认知的三位体结构。具体而言,这种行为就是观察方式的改变:只要他把焦点注意力从焦点目标转向某些支援成分即可。举例说,当我们在黑夜以拐杖寻路时,有三个中心,一是握杖及拐杖触着障碍物时由拐杖传到手掌而引起反应的经验;二是由我们以杖端指向路面的注意中心即注意焦点;三是将此两者整合起来的主体即我们自身。简单而言,我们是以对握杖的注意和触觉经验作为支援,以碰着障碍物的杖端及其指向的路面为注意力焦点,寻路过程就是转悟认知过程,其中的“现象变化”表现为:拐杖与手掌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意间被忽视了,主体“变成”了感觉到触碰障碍物的杖端。这里所谓的“现象”并非感性意义上的,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念性“本真现象”。由杖端感觉所获取的信息就是主体从拐杖所获取的触觉经验意义,正是这意义使我们得知所观察到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把焦点注意集中转移到手握拐杖的感觉等支援成分上,探路运作就会遭受失败,因为此时相应的意会认知三位体被消解了。张一兵先生曾以“庖丁解牛”为例解说这种三位体结构及其动作方式,这是十分确切和精到的。[11]此外,还有走钢绳、弹钢琴、以电脑或打字机写作等,其中所有的技巧施展,都是转悟认知,都存在类似的三位体结构和认知运作。同样,如果要消解这种三位体,就都可以将焦点意识转移到脚、或手指及有关技巧即步法和指法,以及对相应物件的控制等支援成分上。个中缘由何在?波兰尼认为,在意会认知过程中,我们对于焦点目标和支援成分的的意知程度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注意某种另外的东西(b )而相信我们意知了某种东西(a)时,我们不过是对a的附带理会。因此,我们集中注意的东西b有a的意义,我们集中注意的对象b通常是可以辩认的。这两种类型的意知相互排斥:当我们转移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直附带意知的东西时,它就失去了附带的意义。”([3],c.2)这里的b是指焦点目标,a是各种支援线索,ab 两者相应的意识即支援意识和焦点意识是互不相容的。属于支援成分的事物,作为支援意识层次上的意义是存在的,但一旦主体将注意力集中于它们时,它们却变成了焦点,故而使原有意义丧失,露出了其“硬生生”的物质本质,这就是说其作为支援意识的属性已为焦点意识所取代,造成了“意义的剥夺”,进而造成三位体的崩解。从此可见,认知主体人在其隐性的背景线索(背景知识、经验和技巧等)的支持下,功能性地指向焦点时,认知行为才会整合地发生。波兰尼将这种三位体的结构推而广之,并进而将意会认知视为一切认知皆然的认知方式,他说:“一切知识不是意会知识,便是根植于意会认知,两者必居其一。”([3],p.72) “缺少个人、意会的知识,化学、生物学以及医学课本将尽成空话”。([3],p.34) 波兰尼进行科学人性化途径的探索,无非是要使“意义”赋予科学、赋予全部知识直至整个世界。换言之,就是令科学、知识乃至世界“返魅”。因此,他特别看重“意义”概念,可视为其哲学理论缩影的重要著作就命名为“意义”。在此,我们还应特别了解一个有关的重要概念。波兰尼指出,在意会认知过程中有一种“接合意义”产生,它无法以逻辑明示,而只能以“想象”获取,上述的“意义剥夺”中的“意义”可以说指的就是“接合意义”,我们可从下例中进一步把握其含义: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注视本国国旗时,我们心情异常激动并怀有一种神圣感,这绝非仅仅那块布所能导致的结果。毋宁说,在我们注视国旗时,所有有关的、支援性地指归于它的事物都为我们所意会地知觉到了:祖国的存在及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伟大的人民、悠久的传统文化、壮丽的山河以及我们对它的无限深情,甚至可以随时为它献出生命。这些都成了这面旗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言以蔽之,国旗象征着国家。因此,我们注视它就会意会到其神圣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所谓的“接合意义”,它并非一块布本身所固有,而是在转悟中整合建构而来,是主体人“想象”和“赋予”使然。若我们去除一切支援意识,这种意义就会荡然无存,这块布亦就只不过是一块布而已。可见,接合乃一种意义建构,是功能性地形成的特殊意境,是靠背景知识和经验等支援线索意会地、而非以某种明示框架去刻意建构出来。三、意会认知机制的具体运行方式--内居波兰尼指出,意会认知是以“内居”(dwell in )的方式运行的,也就是说认识主体通过同化于众多的支援成分而达到与认识对象融为一体,达到神交的地步,此时,认识主体进入了被探索事物的境界,意会整合于是得以进行。无论是对于数学、物理、生物和化学等自然科学,还是对于诗歌、艺术和神话等人文学来说都是如此。内居,不仅是意会认知主体融入对象的过程,而且也是对象向主体归化的过程,即内居是双向性的,在主体客体化的同时,客体也主体化。这里所谓的主体化或客体化主要是指客体或主体具有了对方的某些属性,而非指它们在认知过程中的地位对换。主体内居于对象体现为主体遵循支援意识的引导,投身于对象之中,与之“欢合神契”。例如,若要了解某一个人,我们就要十分投入地“扮演”他,“变成”他,进入他的处境,用他的观点去判断他的行为,亦就是进入我们平常所说的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境界,从对象的立场和思想观点出发,以其思维方法去观察和思考,最终达到对其深刻的认识和完整的把握。这也就是马斯洛论述的创造性活动中人应达到的境界:人与其世界的融合,即人与对象同构、相互匹配或互补,融为一体。从此就不难理解“如果你要画鸟,就必须变成一只鸟”这句话。[12]反过来,对象内居于主体即表现为认识对象亦同化于主体,“成为”主体本身或“存在于”于主体之中。上述例子中,当主体“变成”对象即他人,以他人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和思考时,实际上,那个具有个性的对象,就已“变成”了认识主体,即客体已归化于主体之中。波兰尼作为一位物理化学家,自然能够深刻理解微观领域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的关系,也就是波尔所强调的“在现实的舞台上,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内居”概念是波尔的话语转换及其观点的扩展和运用。双向内居的结果已令认识主客体的关系趋向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境界,正如天地人浑然一体中的物我相融一样,意会认知中的主体和客体已难解难分。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二者已经互相同化到毫无差别的地步。教育中有“寓教于乐,寓乐于教”一法,其中的“教”与“乐”互相“寓居”于对方,但两者并不等同,其差异性仍然保持着。意会认知中的主客体关系正类似于“教”和“乐”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状态下,主体才能更彻底、更真实地把握客体。显然,这种状态不仅非内居之前就存在,而且还非一次内居就可达到,而是经过多次、持续不断,步步深化才能达到的境界。波兰尼明确指出,主体人与对象相对时,首先形成一种“我一它”认知关系,这是一种外在的、理想化的、比较肤浅的层次,人们此时以为可以排除一切人为因素,而达到对事物的本质或说客观真理的绝对把握。但当意识到其荒谬性,认识到所有知识皆个人知识或植根于意会认知,认识主体的背景知识框架、信念、情感和价值观皆起作用,进而通过内居运作之后,“我-它”关系就逐渐向“我-你”关系转变,最终达到主体和对象一致的“我-我”境界。波兰尼认为,通过对“我-它”和“我-你”关系实质上植根于主体对自身的“我-我”关系的意知,“我-它”和“我-你”之间的鸿沟就得以填平,如此,意会认知理论就建立了从自然科学不间断地过渡到对人性的研究。[13] “我-我”是内居的最高层次结果。然而,若要更具体地明示意会认知过程,把整合步骤一一阐明北京安贞桥信用卡取現公司却无法做到,因为正知波兰尼所说的,我们是内居于支援成分之中,内居于对象和事物的根据之中,并以此为标准或规则去注视对象和事物,因此就无法对之一一加以指认。况且,一旦注意焦点转移到支援线索上,其原有意义就会被剥夺,从而破坏意会认知的三位体结构和运行机制,认知运作就无法进行。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能依靠可以明示的逻辑,唯有凭借我们的想象跃过逻辑的裂隙,才能达到对一个焦点对象的整合,这是非逻辑和无可确指明示的过程,故而只能意知。([3],p.73)四、内居--两种文化鸿沟的桥梁波兰尼认定内居具有普遍性,他声言:“凡是认知,都是个人参与--透过内居而参与。”([3],p.50)并以大量篇幅论证这一断言。在《意义》一书中,他就论证了在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诗歌、艺术、宗教、神话乃至日常生活常识中,内居皆作为意会认知不可或缺的运行机制。由于意会认知三位体结构及其运行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由于注意焦点一旦转移到支援成分,就会造成意义的“剥夺”,进而导致三位体的崩解和认知运作停顿。因此,即使从数量上有可能找出全部的支援成分,但从本质上却不可一一加以明示。相应地,整个意会整合的过程也是不确定、无法确指的,若想强行对这一过程和步骤明示出来,终遭失败。尽管如此,这些支援成分的存在及其参与知识--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学知识的形成或获取过程却是无可置疑的。从此,拉普拉斯式的科学理想、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其病症便有救治的良方:承认一切知识中的个人性,一切知识若要完整,就必须有个人知识,必须有主体人内居于物,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人性即主观因素。通过内居而来的知识概念,“初步连接了科学知识、态度和方法与人文知识、态度和方法的鸿沟。”亦就是说,内居铺设了“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因为认识到个人参与是普遍的认知原则,把握了意会认知结构及运行机制,我们就会将人类的行为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评价为有知觉、有智慧、有道德责任的人类行为。同样,用作为科学的意会认知方式和人文概念对人类及其行为进行研究,所获得的人文知识亦就不能说是不科学的。波兰尼或许意识到仅仅由内居而断言任何知识具有“个人性”还是不够的,本来还应进一步证明这些“个人性”到底是如何参与认知过程、如何起作用才算彻底。但更进一步地明示这一运行机制的步骤又不可能,因为如前所述,它是非逻辑的,只能靠想象。波兰尼的策略因此变为论证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等一切知识都离不开想象力的作用,他特别指出要更正人们已有的偏见:处理事实的科学不需想象,而处理价值的人文学则全凭想象,并由此导致科学是纯粹客观的,而人文学则成为全无客观根据的臆想的错误观念。波兰尼论证道: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学都需要想象,都具有客观性,只不过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从此可见,以事实和价值二分法定性和区分科学与人文学知识已不适当。当然,这并非说两种知识的意义全无差异,而是说,既然它们在本质上都牵涉到个人的参与和想象,那么,由科学所整合或说创造的意义就不见得更真更优。反之,亦然。他说,人文意义,对于我们的生命乃至整个世界,亦有着巨大而无可否弃的重要性,而非像实证主义者所指责的那样是虚妄的、应排除的东西。错误的传统科学观念一旦变革,“科学就不会好像是要我们以超脱的方式去研究人与社会,而且,我们将会复归到自身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的地位。”([3],p.50)科学、人生乃至整个世界因此就充满了意义,也就达到了当今的后现代科学思潮所追求的世界“返魅”的目标,也就是实现了科学人性化的理想。五、波兰尼途径的评析波兰尼作为科学家和哲学家集于一身的学者,对实证主义科学观所造成的危害有着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他对机械原子论和客观主义僭妄的批判也是有力的。他一反科学是客观的、普遍的传统观念,利用逆向思维提出了科学乃至一切知识都是个人的,这不只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要走向另一极端,其深层意义是通过证明科学和人文知识都离不开个人的参与,从而达到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充满人性因素的认识,以促使人们科学观的革命性转变。从意会认知理论,我们极自然地想到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两者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具体的事例可举如:波兰尼的“支援线索(成分)”和皮亚杰的“认识图式”都考虑了认识主体的主观因素如价值观、审美观、个人兴趣等在认识过程中的参与作用。波兰尼的双向“内居”运作、“接合”、“整合”和皮亚杰的“同化”、“协调”、“平衡”等概念亦有着相通之处。而且,从总的方面看,两者都是对主体内部认知机制的探索。一般认为,皮亚杰的研究侧重于借助逻辑方法,将个体的认识发展视为自我运动过程,杭州信用卡提现视为一种内化的逻辑过程,因此其注意力便主要集中于探索这种内化的机制,虽然他的“认识图式”主张考虑审美、道德意识等非逻辑的、人为的因素,但实际的作用机制未见得已经探明,而且对社会环境和实践因素的影响未曾引起足够的重视。[14]因此,皮亚杰的理论是有缺陷的。波兰尼强调认知尤其是意会认知过程中支援线索的决定性意义,并声言这种支援线索包含一切主观人为因素。因此,知识甚至是“个人的”。他强调主观性的作用确实有着充分的理由。但是,意会认知的内居机制是特殊的,到底哪些支援成分起作用,又如何起作用即内居的进一步机制、步骤如何?这都是无法靠逻辑推论并予以明示的,只好求助于“想象”的“非逻辑一跃”。于是,他转而要做的工作便是证明“想象”的普遍性。最后,他给出如下结论:凡是整合,都必须依靠想象力,而且有待整合的成分差异愈大,所须的想象力就愈丰富、愈宏大。([3],p.165)我们认为,波兰尼的论说也并未因此就算彻底,它仍然令人觉得是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再者,“两种文化”的分裂对立,科学给人类带来危机,其原因复杂多样,不仅有科学观等认识论方面的,还有社会历史方面的根源。他的意会认知理论是建立在较为狭窄的范围上,尤其是建立在许多重大因素未能加以具体考虑的认识论范围内,这就难免其局限性。退一步说,即使从认识论上解决了问题,从观念上解决了问题,亦并不就等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不能说只要沿着波兰尼的途径行进就可实现科学人性化的目标。但是,波兰尼毕竟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一名得益实证主义方法论而有所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在不消解科学客观性的前提下,能够肯定并着力证明科学中的人性因素,并进而声称科学是一种“个人知识”,确实有利于变革冷酷而僵硬、与人性毫无关涉的实证主义传统科学观,为沟通两种文化,为科学人性化迈出了必要的一步。注释与参考文献:[1] 参见黄瑞雄《萨顿科学人性化的理想与现实》,《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4期.[2 ] m.polanyi:life transcending physics and chemistry.1967. see: knowing and being,ed. by marjorie grene, univ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3] 波兰尼:《意义》(meaning),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4] m.polanyi : personal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苏州高新区代办大额信用卡, p49.[5] 见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3页脚注。[6] 《波兰尼讲演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7] m.polanyi: science,faith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24.[8] m.polanyi:the growth of science in society,minerva 4(summer 1967,pp.533-543). see also m.polanyi: criteria for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ublic policy,and national goals.ed .by edward shils,cambrige,mas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68,pp.187-199.[9] m.polanyi:science:academic and industrial,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metals89,1961,pp.401-406.[10] see m.polanyi:personal knowledge-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london,1962,pp.132-202.[11] 张一兵:《波兰尼与他的‘个人知识’》,哲学动态,1990年,第4期。[12] 见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5页。[13] 参宗教哲学家马丁 布伯的“我-你”关系论。[14] 可参前苏联奥布霍娃《皮亚杰的概念--赞成与反对》,商务印书馆,1988年。以及周文彰《狡黠的心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15] m.polanyi: the logic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16] m.polanyi:the study of 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17] m.polanyi:the tacit of dimens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1966.[18] m.polanyi:beyond nihi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br>摘 要 波蘭尼以“意會認知”理論變革實證主義科學觀,透過意會認知的三位體結構和內居運行機制,可知所有知識都無法擺脫主體性,都屬於“個人知識”。因此,研究事實的科學和研究價值的人文學其意義都為人所賦予,其中並無誰優誰劣的問題,兩種文化或說科學與價值由此得以融合。波蘭尼似乎為薩頓科學人性化的主張尋到瞭一種具體途徑,然而,他的理論雖說必要卻不充分,要實現薩頓的目標仍然任重道遠。波蘭尼(michael polany地府十王拔度儀i 1891-1975 )是英國著名物理化學傢和哲學傢,在國際哲學界,他主要以創立意會認知(tacit knowing)理論而著名,這一理論作為科學人性化途徑的有益探索和嘗試,至今已日益為人們所關註和重視。科學人性化的首倡者為科學史傢薩頓,這一主張的實質是要使科學與價值融合,消除c.p. 斯諾所謂的“兩種文化的鴻溝”即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分裂對立的現象,他又稱之為新人文主義和科學人文主義,並認為達到這一理想的途徑是科學史。他為科學史的創立和發展,奉獻瞭畢生精力,獲得瞭卓著的成就,被公認為偉大的科學史學之父。然而,事實證明,科學人性化面臨著許多現實困難,而且,薩頓的科學史途徑並非他所聲稱的那樣是唯一和有效的途徑,他的理想至今也尚未實現。[1]盡管如此,薩頓的科學人性化主張卻為世人所肯定和稱道,一些科學傢和人文學者積極響應他的號召,竭力尋求科學人性化的具體途徑,波蘭尼和馬斯洛就是其中之二,兩者都圖求建構某種理論框架,以實現薩頓所樹立的目標,馬斯洛從人本主義心理學角度,而波蘭尼則從認識論角度出發進行探索。Www.11665.cOM本文隻能簡略地涉及波蘭尼的有關理論。他通過批判實證主義錯誤的科學觀,證明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知識一樣,充滿人性因素,科學實質上是一種人化的科學,是一種“個人知識”,在非言傳的“意會認知”層面,科學與人文是相通的,一切知識都離不開個人,離不開意會的估價。因此,從本質上說,“兩種文化”的分裂對立是虛妄的,他認為自己所創立的“意會認知”理論,可以變革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是達到科學人性化的有效途徑。一、對實證主義科學觀的批判薩頓對於科學與價值分裂的批判,主要側重於科學遠離人性和“兩種文化”對立現象,波蘭尼則更深入地分析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從而著重批判實證主義科學觀。波蘭尼指出,近代科學既對人類知識、道德,以及社會進步起著主導作用,又導致瞭一系列重大謬誤,實證主義的懷疑論即為其中之一。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實證主義就著手排斥、消除一切形而上學知識,視自然科學為超然、客觀和唯一可靠的知識,從而產生瞭如下嚴重後果:這次大戰直接摧毀瞭啟蒙運動喚起的人類道德無限進步的信念,而科學理性主義盛行又導致瞭人類乃至整個世界意義的喪失,亦就是馬克斯 韋伯所謂的令世界“祛魅”。還原主義和客觀主義是實證主義科學觀的兩種主要和具體的表現形式。一方面,還原主義的方法被到處濫用,人們相信並在實踐領域,尤其突出的是在生物學領域以物理學和化學來解釋生命過程,而物理學和化學又可以用微觀粒子之間的作用力來闡述。而沒有看到“生命超越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際。[2]因此,一切生命和人類本身及其一切成就,包括詩歌、藝術、哲學思想等都可用這種方式解釋,科學的理想素來就是拉普拉斯式的理想:用原子運動知識取代一切知識。科學對宇宙的說明都是機械論的,在“奧卡姆剃刀”揮舞之下,一切形而上學的東西,一切所謂價值和道德觀念,質言之就是所謂“意義”在整個宇宙中都無處存身,都被消滅殆盡。波蘭尼稱這種還原主義是一種機械的“化約主義”,它雖然鋪就瞭現代科學之路,但卻剝奪瞭事物的意義,並使我們有關人的觀念走向歧途,即把人化約成沒有知覺的自動機器,或化簡成一團欲求,這就不再可能承擔人之所以為人的責任,科學傢及科學的利用者就不必再承擔社會道德責任,科學與道德的分離因此勢所難免。波蘭尼指出,面對當代的種種道德危機,即使我們並非熟視無睹,“但是,機械性的方法已經把我們在學術裡所追求的事物和這些道德問題分開,使學術的事僅止於‘學術’而已”。([3],p.24)結果隻能是“望洋興嘆”,無所作為。更為甚者,客觀主義又將科學認知過程僅僅視為“可觀察事實的集合”,排除一切主觀因素, 科學成為純粹客觀的產物,凡與之不符者皆被視為無科學性而遭拋棄。 客觀主義將可證實的經驗事實性視為科學乃至一切真理的標準,否定人在意林卷之三科學中的參與作用,因此人的價值和評價在科學中再也不可能有其地位,這就必然造成事實與價值、知識與人性的分裂,最終是對人自身存在的否定,並使人的本質發生異化。波蘭尼指出,自我標榜為“精密科學”因而控制一切知識的自然科學,已成為當今種種危險謬誤的最大甚至唯一源頭,這種狀況甚至比宗教教條控制一切知識的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宗教教條畢竟隻是許多謬誤的來源之一。面對這種嚴峻的現實,實證主義傳人亦不得不竭盡全力來拯救或重塑道德及其標準。“但是,他們的努力是白費的。科學一日仍是知識的理想、超然一日仍是科學的理想,倫理就一日難保不被懷疑論的懷疑完全毀滅。”([3],p.30)可見,實證主義已完全無可救藥,如果不從根本上對這種科學觀加以變革,而隻在局部上修修補補,終究是無濟於事的。波蘭尼進一步批判道:實證主義的客觀主義和還原主義科學觀隻能導致科學蒙昧主義,“假使拉普拉斯式的期望或是一個類似的對準確科學的理想果然證明自身就是人類知識的全部,那將是迫使我們完全無知。”([3],p.36)實證主義所追求的科學客觀化,使科學遠離人性,它貌似增大瞭科學理論的可信度,實質卻是令科學變成瞭與人無關的神話!二、“個人知識”和“意會認知”科學作為人為和為人的事業,無論如何擺脫不瞭人性因素,正如人不能提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一樣。無論是科學的起因,還是科學研究的過程,都離不開個人的興趣、熱情、價值取向等主觀因素,離不開個人的信心和技巧。波蘭尼指出:“科學通過科學傢的技能而得到運用。正是通過科學傢的技能運用,科學傢才形成科學知識。因此,我們通過研究技能的結構可以瞭解科學傢的個人參與的本質。”[4]他進一步明確指出:“有充足的證據顯示,縱令使用高度自動的記錄儀,我們也無法排除可能影響一連串讀數的個人偏見。”“沒有一門科學能夠預測觀察到事實,要能如此,除非懷著信心去依賴一種技巧,即憑借訓練有素的眼、耳以及觸覺上的精妙,去確定科學的明示預測是否與實際的感覺經驗相符合。”波蘭尼斷言:“知識的取得,甚至於‘科學的知識’的取得,一步步都需要個人的意會的估計和評價。”([3],p.34)因此,我們有必要“犯禁”,要對傳統科學觀予以徹底的翻轉,將作為認識主體的人在塑造知識時的貢獻加以考慮,並入知識的觀念之中,徹底地以一種個人知識的概念代替時下流行的、超然的觀察的理想。”([3],p.32)質言之,就是要變革科學觀,不僅要承認主體性或曰主觀因素,而且,要更進一步地承認,包括科學在內的“知識的形成取決於認知者的個體活動”科學是人的,特別是個人的。波蘭尼因此將自己最重要的論著以《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命名。馬斯洛稱這是一部偉大著作,它作為在科學領域的反映,很好地闡述瞭新人文主義的時代精神。[5] 為瞭闡明“知識是個人的”論斷,波蘭尼首先將人類的全部知識加以類分。按照他的方法,“人的知識分為兩類。通常被說成知識的東西,象用書面語言、圖表或數學的方式來表達的東西,隻是一種知識;而非系統闡述的知識,是另一種形式的知識。如果稱第一種為言傳知識,第二種為意會知識,就可以說,我們總是意會地知道,我們在意知我們的言傳知識是正確的。”([6],p.6)一般人總以為言傳知識是人類知識的全部,而實際上它隻不過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那個小尖頂,而意會知識卻是隱匿在水下的宏大部分。與言傳知識相對應的傳統認識論,所依靠的是可明確表述的邏輯理性,而在波蘭尼看來,人們恰恰長期地忽視瞭意會知識及與之對應的意會認知,它乃一種與個體的認知活動密不可分、隻可意會而無法言傳的隱性認知功能,是一切知識的基礎和內在本質,它所倚重的是一種隱形的理性。為瞭說明科學中存在意會認知和意會知識,波蘭尼就行為主義學習心理學對獲得似真性(plausibility)描述進行瞭考察。他發現,這種描述顯得很“客觀”,卻已經是極力加以簡化瞭的,其所以為人們接受,是由於所用語詞都指歸於心中暗存的心理事件,從而使其意義被意會地理解和把握。否則,這些“客觀”描述將毫無意義,並且也不會達到目的。([3],pp.370-371)他堅信,意會認知對於科學發現有著積極的意義,對於科學與人文整合的研究有著重大的價值。在其宏篇巨制《個人知識》中,波蘭尼詳述瞭意會認知的結構與運行機制。他一反將科學認知視為與人無關的純粹客觀規律的反映論觀點,指出認知是一種藝術,尤其指明科學是人的藝術,其中有著不可抹煞的主體性因素,雖然不可否認外部世界的“秩序”,但是,同時亦應肯定通過人類認知可獲知的“外部規律”中滲透著的人類生活意義,這種意義既非機械決定論又非主觀目的論的,人類的認知活動建基於個體的技巧,包括以上所說的“訓練有素的眼、耳以及觸覺上的精妙”等,以達到“意會整合”,即確定科學明示預測與實際感覺經驗是否相符。在波蘭尼看來,個體正是通過這種技巧而達到對知識的直覺體悟和洞知,言傳知識總是言猶未盡的,或說簡約化瞭的,而先於語言和邏輯解釋的意會知識其意境更為豐富、具體和本真,因此,意會認知結構才成為人類認知理性的真正本體。科學的真正動機來自人類個體對美和善的追求,意會認知無疑是依存於人的,它依賴人類個體身心的體悟,屬於一種內在的、隱性的邏輯理性,它隻能是個人的,與之相對應的知識即是個人知識。科學知識何以是個人的?波蘭尼指出,若不否認科學是以我們對自然界的融貫性辨識力為基礎,那麼,科學發現就如同感覺行動中視覺及其他感官在生理層次上所作的辨識一樣,必須依靠一些非形式的力量,以引導科學研究並為其結果提供判別的標準。他說:“科學傢有能力猜出那些是反映事物本質的現象,這種能力之有異於我們平常的知覺能力,正在於其能夠以常人知覺無法去妥善處理、整合所遇到的現象。”[7]可見,把科學視為純屬依靠理性並獲得純粹客觀的結果是錯誤的。波蘭尼還進一步指出,無論整合結果是建立知覺或認知事實,還是產生想象的作品,其過程基本上都是非形式的,其中亦就暗含著許多非邏輯的意會性的東西,比如信念和直覺等。他說,“科學所進行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判斷,便是基於運用眾多微妙的啟示及其引導的直覺,而對事物及現象可信性的估計。”[8]可信性甚至權威性是科學理論等成果為世人接受的重要前提條件,而這些條件顯然是非客觀因素,波蘭尼因此認為,外行人之所以接受科學陳述,所根據的並非自己的觀察,而是承認科學傢在專門領域中所具有的權威,甚至某一科學傢對另一科學傢的成果加以利用,情況亦復如此。科學刊物采用稿件時也取決於建基在科學傢們對事物的性質,以及可能產生科學成果的方法等根本信念上的可信度。其中的信念並沒有嚴格和明顯的形式,在形成判斷過程中隻意會地起作用。[9]因此,包括科學在內的認知過程,與非個人的純粹客觀觀念完全不同,它“始終(從選擇問題,乃至證實發現)植根於個人的意會整合行動,而不是立基於明示的邏輯運作。依此而論,科學的探討乃是一種具有動力的想象發揮,而且植根於認定以及對事物性質的信念。”科學的理想是要發現“意義”,“而不是把一切化簡成沒有意義的一團原子,或化簡成偶然發現的力量的平衡”。([3],p.75)為此,波蘭尼曾提出“理智的感情”(intellectual passions)概念來解釋科學活動,它所指的是科學活動過程不僅存在邏輯等理性的、客觀的因素,而且滲入瞭價值關懷,審美體驗等人文內涵或說主觀因素。[10]把科學在內的知識視為個人知識,“對於我們理解知識以及我們相應地評價人類在宇宙間的地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6],p.14)意會認知的基本結構由三個中心組成:一是支援性成分;二是焦點目標;三是將兩者連接起來的認識主體。這三者是一個由認識主體人控制的三位體,主體人的控制體現於正是他把支援成分加以整合並指歸其註意力的焦點,使之成為一個焦點目標。當認識主體將註意力焦點集中於他物時,所產生的與此事物相關的意識,是意會認知的基礎,波蘭尼稱之為支援成分與焦點目標的“功能關系”或“轉悟關系”,正是這種關系建立瞭對支援者的“轉悟知識”,即“關於對建立焦點目標似乎有功能的支援者的知識”。意會認知就是轉悟認知,正是由於這種認知,使我們在觀察某一事物時,“有瞭感官知覺所不會有的真正新穎的感覺質地--由感官知覺所意會地創造的質地。”([3],p.33)波蘭尼稱之為“現象變化”,這是轉悟認知的特征之一。它的另一特征是:當支援者指歸一個焦點目標時,所指歸的焦點目標就是支援者的意義,因此,指歸便是意義賦予的過程。認知主體既可以給諸支援成分賦予意義,又可以通過特殊的行為消除意義,並破壞意會認知的三位體結構。具體而言,這種行為就是觀察方式的改變:隻要他把焦點註意力從焦點目標轉向某些支援成分即可。舉例說,當我們在黑夜以拐杖尋路時,有三個中心,一是握杖及拐杖觸著障礙物時由拐杖傳到手掌而引起反應的經驗;二是由我們以杖端指向路面的註意中心即註意焦點;三是將此兩者整合起來的主體即我們自身。簡單而言,我們是以對握杖的註意和觸覺經驗作為支援,以碰著障礙物的杖端及其指向的路面為註意力焦點,尋路過程就是轉悟認知過程,其中的“現象變化”表現為:拐杖與手掌之間的相互作用無意間被忽視瞭,主體“變成”瞭感覺到觸碰障礙物的杖端。這裡所謂的“現象”並非感性意義上的,而是現象學意義上的意念性“本真現象”。由杖端感覺所獲取的信息就是主體從拐杖所獲取的觸覺經驗意義,正是這意義使我們得知所觀察到的究竟是什麼。如果我們把焦點註意集中轉移到手握拐杖的感覺等支援成分上,探路運作就會遭受失敗,因為此時相應的意會認知三位體被消解瞭。張一兵先生曾以“庖丁解牛”為例解說這種三位體結構及其動作方式,這是十分確切和精到的。[11]此外,還有走鋼繩、彈鋼琴、以電腦或打字機寫作等,其中所有的技巧施展,都是轉悟認知,都存在類似的三位體結構和認知運作。同樣,如果要消解這種三位體,就都可以將焦點意識轉移到腳、或手指及有關技巧黑龍江省民委(宗教局)舉行2015年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即步法和指法,以及對相應物件的控制等支援成分上。個中緣由何在?波蘭尼認為,在意會認知過程中,我們對於焦點目標和支援成分的的意知程度是不一樣的。“當我們註意某種另外的東西(b )而相信我們意知瞭某種東西(a)時,我們不過是對a的附帶理會。因此,我們集中註意的東西b有a的意義,我們集中註意的對象b通常是可以辯認的。這兩種類型的意知相互排斥:當我們轉移我們的註意力集中到一直附帶意知的東西時,它就失去瞭附帶的意義。”([3],c.2)這裡的b是指焦點目標,a是各種支援線索,ab 兩者相應的意識即支援意識和焦點意識是互不相容的。屬於支援成分的事物,作為支援意識層次上的意義是存在的,但一旦主體將註意力集中於它們時,它們卻變成瞭焦點,故而使原有意義喪失,露出瞭其“硬生生”的物質本質,這就是說其作為支援意識的屬性已為焦點意識所取代,造成瞭“意義的剝奪”,進而造成三位體的崩解。從此可見,認知主體人在其隱性的背景線索(背景知識、經驗和技巧等)的支持下,功能性地指向焦點時,認知行為才會整合地發生。波蘭尼將這種三位體的結構推而廣之,並進而將意會認知視為一切認知皆然的認知方式,他說:“一切知識不是意會知識,便是根植於意會認知,兩者必居其一。”([3],p.72) “缺少個人、意會的知識,化學、生物學以及醫學課本將盡成空話”。([3],p.34) 波蘭尼進行科學人性化途徑的探索,無非是要使“意義”賦予科學、賦予全部知識直至整個世界。換言之,就是令科學、知識乃至世界“返魅”。因此,他特別看重“意義”概念,可視為其哲學理論縮影的重要著作就命名為“意義”。在此,我們還應特別瞭解一個有關的重要概念。波蘭尼指出,在意會認知過程中有一種“接合意義”產生,它無法以邏輯明示,而隻能以“想象”獲取,上述的“意義剝奪”中的“意義”可以說指的就是“接合意義”,我們可從下例中進一步把握其含義:在一個莊嚴的場合註視本國國旗時,我們心情異常激動並懷有一種神聖感,這絕非僅僅那塊佈所能導致的結果。毋寧說,在我們註視國旗時,所有有關的、支援性地指歸於它的事物都為我們所意會地知覺到瞭:祖國的存在及其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偉大的人民、悠久的傳統文化、壯麗的山河以及我們對它的無限深情,甚至可以隨時為它獻出生命。這些都成瞭這面旗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一言以蔽之,國旗象征著國傢。因此,我們註視它就會意會到其神聖的意義,這種意義就是所謂的“接合意義”,它並非一塊佈本身所固有,而是在轉悟中整合建構而來,是主體人“想象”和“賦予”使然。若我們去除一切支援意識,這種意義就會蕩然無存,這塊佈亦就隻不過是一塊佈而已。可見,接合乃一種意義建構,是功能性地形成的特殊意境,是靠背景知識和經驗等支援線索意會地、而非以某種明示框架去刻意建構出來。三、意會認知機制的具體運行方式--內居波蘭尼指出,意會認知是以“內居”(dwell in )的方式運行的,也就是說認識主體通過同化於眾多的支援成分而達到與認識對象融為一體,達到神交泰安民宗局對宗教活動場所進行督導檢查和調研的地步,此時,認識主體進入瞭被探索事物的境界,意會整合於是得以進行。無論是對於數學、物理、生物和化學等自然科學,還是對於詩歌、藝術和神話等人文學來說都是如此。內居,不僅是意會認知主體融入對象的過程,而且也是對象向主體歸化的過程,即內居是雙向性的,張繼禹道長談:明初道教與政治的關系在主體客體化的同時,客體也主體化。這裡所謂的主體化或客體化主要是指客體或主體具有瞭對方的某些屬性,而非指它們在認知過程中的地位對換。主體內居於對象體現為主體遵循支援意識的引導,投身於對象之中,與之“歡合神契”。例如,若要瞭解某一個人,我們就要十分投入地“扮演”他,“變成”他,進入他的處境,用他的觀點去判斷他的行為,亦就是進入我們平常所說的設身處地、將心比心的境界,從對象的立場和思想觀點出發,以其思維方法去觀察和思考,最終達到對其深刻的認識和完整的把握。這也就是馬斯洛論述的創造性活動中人應達到的境界:人與其世界的融合,即人與對象同構、相互匹配或互補,融為一體。從此就不難理解“如果你要畫鳥,就必須變成一隻鳥”這句話。[12]反過來,對象內居於主體即表現為認識對象亦同化於主體,“成為”主體本身或“存在於”於主體之中。上述例子中,當主體“變成”對象即他人,以他人的立場和方法去觀察和思考時,實際上,那個具有個性的對象,就已“變成”瞭認識主體,即客體已歸化於主體之中。波蘭尼作為一位物理化學傢,自然能夠深刻理解微觀領域中主體和客體之間相互滲透、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的關系,也就是波爾所強調的“在現實的舞臺上,我們既是演員,又是觀眾”的觀點,我們可以認為,他的“內居”概念是波爾的話語轉換及其觀點的擴展和運用。雙向內居的結果已令認識主客體的關系趨向於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天人合一”境界,正如天地人渾然一體中的物我相融一樣,意會認知中的主體和客體已難解難分。但是,我們並不能就此認為二者已經互相同化到毫無差別的地步。教育中有“寓教於樂,寓樂於教”一法,其中的“教”與“樂”互相“寓居”於對方,但兩者並不等同,其差異性仍然保持著。意會認知中的主客體關系正類似於“教”和“樂”之間的關系。在這種關系狀態下,主體才能更徹底、更真實地把握客體。顯然,這種狀態不僅非內居之前就存在,而且還非一次內居就可達到,而是經過多次、持續不斷,步步深化才能達到的境界。波蘭尼明確指出,主體人與對象相對時,首先形成一種“我一它”認知關系,這是一種外在的、理想化的、比較膚淺的層次,人們此時以為可以排除一切人為因素,而達到對事物的本質或說客觀真理的絕對把握。但當意識到其荒謬性,認識到所有知識皆個人知識或植根於意會認知,認識主體的背景知識框架、信念、情感和價值觀皆起作用,進而通過內居運作之後,“我-它”關系就逐漸向“我-你”關陜西韓城市召開道教協會成立大會系轉變,最終達到主體和對象一致的“我-我”境界。波蘭尼認為,通過對“我-它”和“我-你”關系實質上植根於主體對自身的“我-我”關系的意知,“我-它”和“我-你”之間的鴻溝就得以填平,如此,意會認知理論就建立瞭從自然科學不間斷地過渡到對人性的研究。[13] “我-我”是內居的最高層次結果。然而,若要更具體地明示意會認知過程,把整合步驟一一闡明卻無法做到,因為正知波蘭尼所說的,我們是內居於支援成分之中,內居於對象和事物的根據之中,並以此為標準或規則去註視對象和事物,因此就無法對之一一加以指認。況且,一旦註意焦點轉移到支援線索上,其原有意義就會被剝奪,從而破壞意會認知的三位體結構和運行機制,認知運作就無法進行。在這種狀況下,我們不能依靠可以明示的邏輯,唯有憑借我們的想象躍過邏輯的裂隙,才能達到對一個焦點對象的整合,這是非邏輯和無可確指明示的過程,故而隻能意知。([3],p.73)四、內居--兩種文化鴻溝的橋梁波蘭尼認定內居具有普遍性,他聲言:“凡是認知,都是個人參與--透過內居而參與。”([3],p.50)並以大量篇幅論證這一斷言。在《意義》一書中,他就論證瞭在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詩歌、藝術、宗教、神話乃至日常生活常識中,內居皆作為意會認知不可或缺的運行機制。由於意會認知三位體結構及其運行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由於註意焦點一旦轉移到支援成分,就會造成意義的“剝奪”,進而導致三位體的崩解和認知運作停頓。因此,即使從數量上有可能找出全部的支援成分,但從本質上卻不可一一加以明示。相應地,整個意會整合的過程也是不確定、無法確指的,若想強行對這一過程和步驟明示出來,終遭失敗。盡管如此,這些支援成分的存在及其參與知識--無論是科學還是人文學知識的形成或獲取過程卻是無可置疑的。從此,拉普拉斯式的科學理想、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其病癥便有救治的良方:承認一切知識中的個人性,一切知識若要完整,就必須有個人知識,必須有主體人內居於物,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人性即主觀因素。通過內居而來的知識概念,“初步連接瞭科學知識、態度和方法與人文知識、態度和方法的鴻溝。”亦就是說,內居鋪設瞭“兩種文化”之間的橋梁,因為認識到個人參與是普遍的認知原則,把握瞭意會認知結構及運行機制,我們就會將人類的行為包括自然科學的研究評價為有知覺、有智慧、有道德責任的人類行為。同樣,用作為科學的意會認知方式和人文概念對人類及其行為進行研究,所獲得的人文知識亦就不能說是不科學的。波蘭尼或許意識到僅僅由內居而斷言任何知識具有“個人性”還是不夠的,本來還應進一步證明這些“個人性”到底是如何參與認知過程、如何起作用才算徹底。但更進一步地明示這一運行機制的步驟又不可能,因為如前所述,它是非邏輯的,隻能靠想象。波蘭尼的策略因此變為論證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等一切知識都離不開想象力的作用,他特別指出要更正人們已有的偏見:處理事實的科學不需想象,而處理價值的人文學則全憑想象,並由此導致科學是純粹客觀的,而人文學則成為全無客觀根據的臆想的錯誤觀念。波蘭尼論證道:無論是科學還是人文學都需要想象,都具有客觀性,隻不過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從此可見,以事實和價值二分法定性和區分科學與人文學知識已不適當。當然,這並非說兩種知識沈陽舉行宗教界代表人士迎新春座談會的意義全無差異,而是說,既然它們在本質上都牽涉到個人的參與和想象,那麼,由科學所整合或說創造的意義就不見得更真更優。反之,亦然。他說,人文意義,對於我們的生命乃至整個世界,亦有著巨大而無可否棄的重要性,而非像實證主義者所指責的那樣是虛妄的、應排除的東西。錯誤的傳統科學觀念一旦變革,“科學就不會好像是要我們以超脫的方式去研究人與社會,而且,我們將會復歸到自身為人類社會中的一員的地位。”([3],p.50)科學、人生乃至整個世界因此就充滿瞭意義,也就達到瞭當今的後現代科學思潮所追求的世界“返魅”的目標,也就是實現瞭科學人性化的理想。五、波蘭尼途徑的評析波蘭尼作為科學傢和哲學傢集於一身的學者,對實證主義科學觀所造成的危害有著深刻的體會和理解,他對機械原子論和客觀主義僭妄的批判也是有力的。他一反科學是客觀的、普遍的傳統觀念,利用逆向思維提出瞭科學乃至一切知識都是個人的,這不隻是為瞭標新立異,也不是要走向另一極端,其深層意義是通過證明科學和人文知識都離不開個人的參與,從而達到即使是自然科學也充滿人性因素的認識,以促使人們科學觀的革命性轉變。從意會認知理論,我們極自然地想到瞭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兩者之間有許多相通之處,具體的事例可舉如:波蘭尼的“支援線索(成分)”和皮亞傑的“認識圖式”都考慮瞭認識主體的主觀因素如價值觀、審美觀、個人興趣等在認識過程中的參與作用。波蘭尼的雙向“內居”運作、“接合”、“整合”和皮亞傑的“同化”、“協調”、“平衡”等概念亦有著相通之處。而且,從總的方面看,兩者都是對主體內部認知機制的探索。一般認為,皮亞傑的研究側重於借助邏輯方法,將個體的認識發展視為自我運動過程,視為一種內化的邏輯過程,因此其註意力便主要集中於探索這種內化的機制,雖然他的“認識圖式”主張考慮審美、道德意識等非邏輯的、人為的因素,但實際的作用機制未見得已經探明,而且對社會環境和實踐因素的影響未曾引起足夠的重視。[14]因此,皮亞傑的理論是有缺陷的。波蘭尼強調認知尤其是意會認知過程中支援線索的決定性意義,並聲言這種支援線索包含一切主觀人為因素。因此,知識甚至是“個人的”。他強調主觀性的作用確實有著充分的理由。但是,意會認知的內居機制是特殊的,到底哪些支援成分起作用,又如何起作用即內居的進一步機制、步驟如何?這都是無法靠邏輯推論並予以明示的,隻好求助於“想象”的“非邏輯一躍”。於是,他轉而要做的工作便是證明“想象”的普遍性。最後,他給出如下結論:凡是整合,都必須依靠想象力,而且有待整合的成分差異愈大,所須的想象力就愈豐富、愈宏大。([3],p.165)我們認為,波蘭尼的論說也並未因此就算徹底,它仍然令人覺得是處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仍然有待進一步的探索。再者,“兩種文化”的分裂對立,科學給人類帶來危機,其原因復雜多樣,不僅有科學觀等認識論方面的,還有社會歷史方面的根源。他的意會認知理論是建立在較為狹窄的范圍上,尤其是建立在許多重大因素未能加以具體考慮的認識論范圍內,這就難免其局限性。退一步說,即使從認識論上解決瞭問題,從觀念上解決瞭問題,亦並不就等於現實問題的解決。因此,我們不能說隻要沿著波蘭尼的途徑行進就可實現科學人性化的目標。但是,波蘭尼畢竟是難能可貴的,作為一名得益實證主義方法論而有所成就的自然科學傢,在不消解科學客觀性的前提下,能夠肯定並著力證明科學中的人性因素,並進而聲稱科學是一種“個人知識”,確實有利於變革冷酷而僵硬、與人性毫無關涉的實證主義傳統科學觀,為溝通兩種文化,為科學人性化邁出瞭必要的一步。註釋與參考文獻:[1] 參見黃瑞雄《薩頓科學人性化的理想與現實》,《自然辯證法研究》,1998年,第4期.[2 ] m.polanyi:life transcending physics and chemistry.1967. see: knowing and being,ed. by marjorie grene, univ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3] 波蘭尼:《意義》(meaning),臺灣聯經出版公司,1981年.[4] m.polanyi : personal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49.[5] 見馬斯洛《動機與人格》,華夏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3頁腳註。[6] 《波蘭尼講演集》,臺灣聯經出版公司,1985年.[7] m.polanyi: science,faith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24.[8] m.polanyi:the growth of science in society,minerva 4(summer 1967,pp.533-543). see also m.polanyi: criteria for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ublic 關於宗教財產范圍和歸屬問題的研究policy,and national goals.ed .by edward shils,cambrige,mas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68,pp.187-199.[9] m.polanyi:science:academic and industrial,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metals89,1961,pp.401-406.[10] see m.polanyi:personal knowledge-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london,1962,pp.132-202.[11] 張一兵:《波蘭尼與他的‘個人知識’》,哲學動態,1990年,第4期。[12] 見馬斯洛:《人性能達的境界》,雲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5頁。[13] 參宗教哲學傢馬丁 佈伯的“我-你”關系論。[14] 可參前蘇聯奧佈霍娃《皮亞傑的概念--贊成與反對》,商務印書館,1988年。以及周文彰《狡黠的心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15] m.polanyi: the logic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16] m.polanyi:the study of 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17] m.polanyi:the tacit of dimens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1966.[18] m.polanyi:beyond nihi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body><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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